《毛泽东关于必须重视论通信秘密的宪法保障人民来信的批语》，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那就是社会成员在一种自然状态下出于对和平、安全与自保的需要。一边是消极、无组织的，仅仅以喧闹作为民主意志表达的个体。

因此，政治制宪与法定制宪在逻辑上是相互依存，在结构上是同步、同时建构的关系。然而，施米特认为，主权，尤其是作为一种制宪权的存在，是不可能消解的，因为现代宪法不过是国家存在状态的形式表达，而国家又不过是人民集体政治意识的制度化表达，没有这种政治存在本身，就不可能有国家及其法律体系。由于实证法的创制本身是社会事实，因此它只能追求一种社会有效性。凯尔森指出，归属律只是一种纯粹形式的思维结构，没有和任何具体的内容与价值相联系。没有共同意志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宪法。

契约对于其中一方来说就是一种信诺，而信诺必须被遵守也就成为第三条基本的准则。注释: [i] 德国哲学家赫斯勒将人的认识对象分为自然世界、理想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会世界。2.关于管理改革的措施。

[59]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1版。二是改革无法拓展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近年来出现的问题包括：个别国企利用自然垄断实行高工资。[13]该规定在民主方面的意义，见阎天：《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衰——以工业民主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

历史表明，技术创新虽然能够提高普通工人工资，但是需要数十年时间来过渡。根据国务院的通知，[18]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职工的工资同企业经济效益挂起钩来，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此项改革也因之称为工效挂钩。

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发挥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专利获得实施后，发明人或设计人应当获得报酬。三是如何看待按劳分配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宪法从未让按劳分配陷入缺乏目标的盲动，更没有为了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而是通过按劳分配探索高效、创新和共享发展的道路。例如，《劳动合同法》允许企业实施经济性裁员，但是未规定经济性降薪制度。

根据中共中央的阐发，新发展理念是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53]而新发展理念之中的创新则特别强调科技创新的引领地位，旨在鼓励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370页。[52]关于现行宪法序言规范效力的讨论，参见殷啸虎、李莉：《宪法序言的功能与效力研究》，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例如，序言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3条中的央地权限划分原则、第27条中的国家机关实施精简原则，皆不存在例外之说。有学者认为，现行宪法第6条第1款第2句的措辞，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余的效果，间接否定了按劳分配在公有制以外的生存机会。

经济改革为宪法按劳分配规范设定了演进主义的解释立场，改革的实践与需求构成解释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主要依据。改革开放之初，分配领域既存在压抑个人利益、工资长期过低的问题，也存在个别企业滥发奖金、分光吃净的现象。

现行宪法制定时，按劳分配的实现机制是国家计划，相应的规范是第15条第1款第1句：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市场经济体制写入第15条，赋予按劳分配的劳以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新含义。[64][美]詹姆斯·贝森：《创新、工资与财富：为什么技术进步、财富增加，你的工资却止步不前》，刘洲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IV-V页。所谓挂钩既包括企业的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又包括每个职工的工资与其贡献挂钩。[9]参见令狐安、孙桢主编：《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劳动工资体制改革卷》，大连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国企高管薪酬过分低于市场价，诱发腐败冲动，等等。

任何词汇和条款均无需被解释成重复其他条款或不产生后果，[48]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之外另行解释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没有意义的。奖酬分开改革的实质，是为创新的推广提供单独的激励，促使创新人员将推广问题纳入思考，以推广为导向规划创新的方向。

这样一来，职务发明创造的奖酬制度，就成为按劳分配与创新发展的主要连结点。对于按劳分配规范的解释，应与效率、创新、共享三大目标实现衔接互构。

[9]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到了现行宪法制定前后，这套做法的缺陷显露出来：同一企业（集体）内的工作时间基本一致，以工时为标准很难拉开工资差距，干多干少一个样，导致劳动的虚假投入盛行。[2]但是，宪法按劳分配规范并没有在原点驻足不前，更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脱离实际，而是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充当了改革的重要理论源泉和制度载体。

[6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3版。房维廉、安建、何乃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释义》，工商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参加企业法立法实际工作的同志撰写）。而当下全球恰好处于过渡期内，技术导致许多普通工人失去工作，工资减少，但是高收入者的薪酬仍在大幅上涨。3.关于利益兼顾的措施。

职工薪酬即按劳分配部分均列入负债，企业资产减去负债之后的剩余部分是所有者权益，而待分配利润则是所有者权益的一部分。参见谭中和等著：《中国工资收入分配改革与发展（1978-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166页。

对于宪法按劳分配规范而言，创新目标与既有的效率目标高度重合。[38]然而，在解释学上，明示其一并不必然具有排除其余的效果，需要结合背景加以分析。

1.多种分配的并存方式 按劳分配与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分配，在宏观层面上只需将国民收入的蛋糕按照各要素的贡献加以切分即可实现。七八宪法第10条第1款原样复写了七五宪法对于按劳分配的规定。

[63]共享发展理念位于邓小平理论的延长线上，它的入宪是一段漫长思想之旅的里程碑。按劳分配亦是宪法劳动制度的关键规则之一，能否落实按劳分配不仅影响到劳动权利的实现，而且折射出劳动者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再次，提高经济效率是按劳分配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调整按劳分配规范与其他宪法条文的关系，实现了立新，为按劳分配设定了效率的目标，明确了按劳分配的度量标准，建立了一系列落实和支撑按劳分配的制度。

1.关于物质鼓励的措施。笔者的研究，例如，阎天：《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为了矫正手段和目的的悖反，现行宪法将按劳分配的标准从劳动的投入调整为产出。而就共享与效率来说，二者的关系同样有一致的一面，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共享不是不要发展了，不是要搞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

[44]由此，宪法上的按劳分配与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方式的并存，可被理解为企业等的收入应当首先进行按劳分配，之后如有利润才可以用按劳分配以外的方式分配。[32]参见[德]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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